October 2009 Archives

北京人的心理素质真的很强大，让人不得不佩服。

具体体现在，在拥挤的马路上，有人摔倒的时候，北京人可以灵巧的绕开，而我只能猛抓刹车减速。

更要命的是，我只能发出一个声音"沃～"，而见过大场面的北京人则可以不慌不忙的吐出三个字"干嘛呀！"

陈丹青是一个有良知的、有才华、敢言的公共知识分子。他对当今的教育制度深恶痛绝，以致从清华美院辞职；他对当今所谓的言论自由也看得很清楚，深知我们不过是任人耍弄的猴子，但他仍然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。本文链接。

熊丙奇此前几本书，我曾勉为其难，写过两次序，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：作贱教育的"好汉"谁在乎批评？谁­读这类书？且看过去数年他所揭示的种种问题，只见得变本加厉，愈演愈烈，然而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，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变本加厉了。这不，新书《教育熊视----中国教育民间观察》（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7月版）又写成了，20多万字，电话里要我再来说几句。

我讨厌丙奇的书。从清华大学辞职那阵，我多少是在愤怒­中，看了他的书，转为惊异与恐惧：原来大学教育这笔烂帐烂到这步田地，大学还算是大学？教育还能叫做教育？可是再三再四翻­阅这等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烂账，无异于苦刑，说实话，我不打算阅读这本书。这书虽是新写成，其中列举的罪孽还不都是教育的旧病与顽疾。

好在教育界另几位同志对此书先有了评论：刘道玉、杨东平、顾海兵、张鸣，我一一读过，从中或可找点话来说----

譬如张鸣教授指出："熊丙奇先生是内行人，不出手便罢，一出手，便点中要穴死穴，让对方反驳不得。"这末一句，其实不然。诸位可曾见全国上下层层叠叠的教育主事者曾在公开场合、大小媒体、各种文本中对任何批评观点与批评者予以反驳么？没有。这教育界的庞大"对方"不是"反驳不得"，而是不屑于反驳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的权力乃是怡然沉默。你有什么权力？"对方"又是什么权力？且看2006年张鸣闹事，言语不好听，2005年笔者辞职，态度很嚣张，除了若干媒体网络出现过零星同行的议论、问难甚或嘲笑，不见一位教育官员出面反驳。而权力之外更有势力，这势力不仅指盘根错节的权力集团，更兼广大无边的无权者：家长、孩子、职工、社区，密密麻麻都是些靠教育利益链吃饭的卑微者，他们也参与这大荒谬，构成这大势力，目的不是为了教育，而是讨生活。

所以，"逆种"如熊丙奇者尽管叫嚣吧，但休想得到一句反驳。

地铁里，一个中年妇女和一年轻女子在大声争吵。原来是到站的时候，刚好有个行动不便的大爷上车，中年妇女想给他让座，旁边的年轻女子以为她要下车就坐了下去。

中年妇女就说她不该把座位给占了。

年轻女子也不依不饶，"这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就说我了？"

中年妇女火气就上来了，"我年纪比你大，说你怎么了？你占了位置还好意思说，你怎么脸皮这么厚呢？"

年轻女子也火了，你这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。

于是两个人就争吵起来，争吵的内容从让座到外地人没素质和北京人歧视外地人。于是一个想做好事没做成，另一个坐着也坐不舒服，整个车厢的人在听两个女人在大声比拼口才也很不爽。

其实这场争吵完全可以避免，只要在让座的时候说一句："大爷，您来坐"就可以消除这不确定性导致的误解。

这让我想起《影响力》里提到的一个例子：1964年三月的一个夜晚，半个小时内，38名皇后区居民眼睁睁看着一个凶手在丘园追逐和刺杀一名妇女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报警，最终这个女人惨死在凶徒的刀下。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大家太冷漠，而是因为当时旁观者太多，以致每个人都认为事情不是很严重，或者认为别人已经报警了。可见人多并不一定就力量大。有实验证明这一点：一个学生假装癫痫发作，当旁边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得到帮助的可能性是85%，而当旁边有五个人的时候，得到帮助的概率只有31%。

因此，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大声疾呼并不一定能得到帮助。正确的做法是在头脑还清醒的时候，在旁边挑出一个人，然后注视他："穿蓝色夹克的先生，我需要帮助，请叫一辆救护车来。"这样就能够避免不确定性，更可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。